斯宾诺莎呐喊着说∶身体何为？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才是身体的极限，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究竟一个身体可以做得到什么…

    首先，斯宾诺莎强调的是身体与灵魂间的关系，即，灵魂相对与身体，并没有其至上的维度，并非是身体取决于灵魂，亦或是灵魂取决于身体。两者对于构成一个物种，是两个同样至关重要的坐标，是经度与纬度。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可以做得到什么，正如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思想可以想到什么。在灵魂上，我们有意识，正如在身体上，我们同样有认知。而斯宾诺莎呐喊的，首先是对于“意识至上”以及“认知至上”的废除，“意识”是灵魂超越的障碍，正如“认知”是身体超越的障碍。只有在“无意识”与“未认知”的状态中，我们的灵魂才更可能去遇见“新的灵魂”，我们的身体才更可能去接触“新的身体”。

    不存在“好”与“坏”，只存在“快乐”与“悲伤”，这是《伦理》第一个“反道德”的维度。什么是“快乐”，“快乐”是当我们可以获得并施展某个“力量”（“力量”相对于“权力”），而同样当我们失去或者被剥夺，禁锢施展某个“力量”，就是“悲伤”。

    我们的身体与灵魂都在不断的外延，去探索与接触“未知”与“新”。身体去接触其他的“（身）体”，而结合成为“新”的身体（比如“食物”“太阳温暖我们”），灵魂去接触其他的“灵魂（思想）”，而结合成为“新”的灵魂（比如“学习”“领悟”）。我们身体与灵魂，在不断外延的过程中，同样会不断获得或者失去，施展或者被禁锢各种不同的“力量”，变“强”与变“弱”，所以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在变换中“快乐着”与“悲伤着”。神告诉亚当“不要吃那个禁果”，如何去看待这句话？说斯宾诺莎是无道德主义者是不中肯，并不是“无道德”，“反道德”，而是用“伦理”代替“道德”。他解释，神并没有在“道德”上禁止亚当，（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论点，也是莱布尼茨用“充足理由”为神辩护最出彩的一章∶“万能无上至高的神，为什么它要创造出这个世界，这个亚当会吃禁果的世界？”）神只是简单的指出了，当亚当的身体接触到“禁果”时，自然条件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，“禁果”像是毒药，而让亚当的身体变弱，让亚当悲伤。亚当以为神在“道德”把“禁果”视为“坏”“恶”，因而无视。

    在精神疾病中，有一种叫“身体自我认知障碍”的常见精神病，即身体排斥身体中的一部分，不承认那一部分属于自身的身体，有可能是变性欲望（排斥其阴茎，喉结，腺体…），也有可能是自残倾向（排斥其头发，指甲）等。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个案，一个22岁的美国青年在工作中用切割机砍下了自己的拇指跟食指，而事后到医院却禁止医生为他把指头重新接上。其老板以他故意因工残疾为理由，只愿意支付其再接手指的手术费用（如果他不接上手指，他有可能申请因工残疾而让他老板支付他生活费用）。医院以“手术恐惧症”为理由请来精神科医生协助，然而诊断之后，他并不是“手术恐惧症”，而是“身体自我认知障碍”。他从小就认为自己的右手并不属于自己，而且在成人之后一直向医院提出右手截肢手术，没有一个医生愿意为他实行手术，第1是因为他十分年轻，没有理由失去自己的右手，第2是医院无法掌握其“身体自我认知障碍”，可能他手术后会后悔，也有可能手术后他发现自己的左手也同样不再属于自己。他十分痛苦，于是自己策划自己动手来除掉他“身体的敌人”。在砍掉自己手指头后2个星期，他自己砍掉了自己的右手，他再次被送进医院。这时候就有一个“伦理”问题，到底帮不帮这个青年把右手重新接上去。而更重要的是这个青年表现出无比的自在与放松，在他失去了自己的右手后，他表现出无比的“快乐”，宛如“新生般的快乐”…
    整容也好，器官移植也好，机械化身体也好，我们无法知道“身体何为”，汽车是我们身体的外延，遥控器是我们身体的外延，望远镜是我们身体的外延，电脑是我们身体的外延…楼梯每个台阶的高度，容器，马桶，床，门，架子无时不刻在提醒我们自己身体的“尺寸”…甚至关于“他人”，什么时候我们的身体外延进他人的身体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宠物，我们的奴隶…像《英雄》里面的塞拉，不断的接触“新的身体”，获得“新的力量”，不断的“变强”…

    是一种“暴君的快乐”。

    什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者？什么是尼采主义者？德勒兹说斯宾诺莎是他的心，但他并不是斯宾诺莎主义者，他同样不是尼采主义者。或者应该说没有人是斯宾诺莎主义者，有的只是，在写字的时候出现一个斯宾诺莎，在思考的时候出现一个斯宾诺莎，在感触与被感触的时候出现一个斯宾诺莎，在运动与静止的时候出现一个斯宾诺莎。德勒兹生下的所有孩子，都背着斯宾诺莎-修莫-莱布尼茨-尼采-贝格森，他们看见了太多。在写斯宾诺莎时，写出一个德勒兹，写出一个德勒兹主义，写出一个有一颗斯宾诺莎之心的德勒兹。

    艺术也好，写作也好，科学也好，哲学也好，最终的最终都是人格。他们天真可笑的认为，我们的欲望一直都是某个物体或者某个主体，成为艺术家？成为哲学家？成为作家？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，我们怎可能如此容易满足？我们觊觎的一直都是一个“全部”，一个自己的“果核”，一个自己的世界。他们以为我们要权力，我们要知识，我们要“一席之地”，我们要“能见度”，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，我们要得怎可能如此简单？我们要一个斯宾诺莎，要一个与神决裂的斯宾诺莎，要一个与道德决裂的斯宾诺莎，要一个与痛苦决裂的斯宾诺莎，要一个与审判决裂的斯宾诺莎…

    我们问，强大的人格为何总伴随着弱小的健康？像斯宾诺莎，尼采，马克思，卡夫卡，亚陶，契科夫，劳伦斯，沃尔夫，凡高，培根，培莫·列维，波德莱尔，亚瑟·蓝波，卡拉瓦乔，福科，德勒兹…他们看见的太多，看见的太大。我们再问，身体与灵魂之间如何伴随？身体的感知与灵魂的领悟中，我们如何发觉“未知”，如何发觉“前所未有”，如何发觉“新”？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，我们如何对待“未知”？如何对待“前所未有”？如何对待“新”。斯宾诺莎的“伦理”，是一种“反道德”，废除“对与错”“好与坏”“善与恶”，只有“快乐与悲伤”。

    一直都有好些十分有趣的新闻，恋童癖在佛洛伊德以来就一直归为“心术不正”。当然首先无论是不是“童”，我们都无法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迫与其发生性行为，我们需要“合约”“契约”，在一个相对公平与自由的状态下，双方有共同意愿的达成共识。（这里衍生一个同样有趣的问题，受虐狂与施虐狂之间的“契约”，在什么时候失效？受虐狂把“快感”尽最大程度的“延迟”，羞辱，痛苦，折磨，挣扎，兽化来等待“最盛大的一瞬间”，那么这个“一开始听起来就冒似不平等自由的契约”在什么时候失效？这是一个“伦理”问题。）之所以猥亵幼童是重罪，是因为幼童尚为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“契约”的公平性。

    “童”的年龄阶段一直在不断的变化，到底要到几岁，一个人才能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“契约”的公平性？当然法律防止的，是那些利用“判断能力缺失或不足”而借机拟订“不平等契约”的“恶人”。精神分析学势必要把“欲望”锁定与“物体”或“主体”，他们说，恋童癖者的“欲望”在于“童”，下一句他们会开始搬出“爸爸妈妈”，阉割去势，手淫自渎。他们会说恋童癖者们都有一个“恋童的父”和一个“体弱的母”，恋童癖们在“儿时”被其“父”“去势”……必须想办法阻止其“欲望”，尤其阻止其如此“心术不正”“邪恶”的欲望。于是有两种选择，阻止他们靠近“童”，还有就是这几年十分流行的“生化阉割”，通过服用药物来“消除性欲”，“去势”，“无能”。这里是一个道德问题。

    然而，我们笑着说，恋童癖者的欲望怎可能如此容易满足？他们从来不去“欲望”一个“物体”或“主体”，他们从来不去“欲望”一个“童”或者一群“童”。他们在欲望自己的“世界”，他们在“欲望”——“成为”“童”。在那个“果核”里，他们像“孩子”一般，与其他“孩子”一样，有着无邪的眼神，光滑的侗体，嫩白的肌肤，丝绸般的触感，充满奶油味道呼出的气息……“成为孩子”，并不是“童年的缅怀”“儿时的忧愁”，也绝对不是因为“缺省了母”，或者“父亲肮脏的秘密”。“成为孩子”是一个历史性的，文化性的，世界性的“妄想”，并不是“家庭性的”“驯养性的”“家族史性的”…如何判断一个“成为孩子”跟一个“恋童”，这是一个伦理问题。而这个问题并不是“禁童令”与“生化阉割”能够解决的。
    斯宾诺莎的“实用主义”，开拓了一个全新的“思考的图象”，重新定义了“思考的意义”，即“我们为什么要思考”，即“思考之前的思考”。更重要的是，面对一个问题，如何从“伦理”上来解决，而并非在“道德”上来审判。

    我们也再次回到斯宾诺莎的问题，“身体何为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