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ONIC's profile๑۩۞۩๑KAORU AKIHABALA的天国之...PhotosBlogListsMore  |  Tools Help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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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uly 28 没有学科的教师 ACT2 成为弱小，成为少数 星期六天下午与加米勒有个2个小时的会谈，她在写一些关于“没有目的地但有目的的旅行”，“没有器官的身体”与欧盟政治格局的文章，而我在写关于“未命名学科的诞生”，“课程的权力与契约”与“文化间的双缝干涉”。第一年的写作对我而言，还是一个抽象机器，不断制造这些相互关联的小片断，小元件，第二年或者之后再通血通电，使其运行。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写作或者创作，应该说有点像是在觊觎着创造一个大脑，这里一个神经元，那里一个神经元，这边一个未被命名，不知道功能的器官体，那边一个难以察觉不知度量的有机液，都堆放在一起，等待“流”的到来，电流，血流，意识流…一经触动，整个“脑”，整个“机器”就飞速运转起来… July 23 没有学科的教师 ACT1 成为教师 在POURPARLERS一书中TONI NEGRI问了德勒兹一个这样的问题，这里要注意他用的词：“千座高原既是十分伟大与成功的哲学作品，但同时对我而言同样是一本把未能解决的问题编订起来的合集，尤其在政治哲学上，一对又一对的假双胞胎：PROCESSUS-PROJET（过程对工程），SINGULARITE-SUJET（个体对主体），COMPOSITION-ORGANISATION（组合对组织），LIGNES DE FUITE-DISPOSITIFS ET STRATEGIES（逃生路线对设置与计谋），MICRO-MACRO（微观对宏观）等等。他们不仅是敞开的，而且他们不停的重新裂开，以一种难以相信的理论意志，和一种异教徒般口吻的暴力。我并没有反对针对如此这般的颠覆，而且正好相反，然而，我却时而忽然听见一种悲伤的腔调，我们不知道在那里可以导入“战争机器”（MACHINE DE GUERRE）。”这是一个十分精致而且聪明的问题，同时它不是一个“意见”，也不是一个“质疑”，亦不是一个“提问”，而是完整的一个问题：在精神分裂模式之中，战争在什么时候哪里被创造？换个浅白的问题是：在以背叛为意志的逃生路线上，何时何地应该背叛自己？而且如何？（逃生何时成为了谋略？个体何时成为了主体？过程何时成为了工程？如果要避免这些成为，那么在哪个时刻哪个地点我们应该挑起战争？而且如何？）
这让我笑着想起了另一个朋友们常拿来开我玩笑的问题：在背着我的前夫，偷偷生下他的孩子，或者反过来，躲到他人背后鸡奸他人，使其不知觉怀孕，“无沾成胎”。如何把握这些事件的时机与技巧？你学习，一直学习，何时开始你觉察到了控制性系统，觉察到背叛的可能性，觉察到畸胎降世的时机？或者会有人发问，你以背叛为意志的本身就是一个控制性系统。
一切都是所谓时机，所谓动机，所谓先决条件，以及所谓的谱写历史。德勒兹在谈及到“革命的后果”与“革命意志/成为革命者”中，实际上已经很完整的回答了这个问题（这是一个思考的影像所造成的差别），我们必须明显区分开来两个事件，一个总会涉及到谱写历史，关于革命的后果，革命的时机，革命的动机，革命的先决条件，认为是这些决定了革命的将来，革命的价值，值不值得革命，值不值得背叛，值不值得为其生子，我们总在谋略革命，在干大事，在考虑后果，在谱写历史。而另一个却是成为革命者，成为革命性，这里没有历史可言，因为它是“即时”，而且它“不合时宜”，这是个完全内在的，完全“先决”的，完全“地理的”“方向性的”。这里我们反过来将佛洛伊德一军，说他根本连个屁都不懂什么叫“潜意识”，哪些在谋划革命的人，在等待革命时机，找寻革命动机，制造革命条件，谱写革命历史的人，他们具有革命的潜意识？他们具有革命的欲望？或者革命的冲动？其实我们压根就未曾有过所谓革命的潜意识，相反，我们要去创造革命的潜意识，有革命潜意识的人是“成为革命者”，他们骨子里就是革命，没有任何谋略，没有任何动机，没有任何工程，但满满全全都是革命的欲望。
这里同样是关于“背叛的后果”，“逃脱的后果”，“背着生下畸胎的后果”，与“成为背叛者”，“成为逃脱者（游牧民族）”，“成为不合时宜的人”。革命也好，背叛也好，逃生也好，不合时宜也好，这些都是“无法被探讨的”“不能被探讨的”，他们只能被“创造”，而这些所谓“探讨”永远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晚。“战争机器”并不是一个物品，一个客体，或者一个事件，“战争机器”是一种性质，问题并不是何时何地我们应该导入“战争机器”，而是我们如何成为“战争机器”本身，身上流着异教徒的热血，不能容忍于任何控制性系统，让人难以捉摸，无法观察，一直在背叛，不相信任何价值，不尝试任何计谋，对历史一无所知，不断裂变，不断带来搏斗。
（当然我们这里借题发挥来反对审判与精神分析，NERGI的问题一直都放在“政治”与“资本主义”上。） July 16 The sea concerto
Tadeusz Kantor, The Sea Concerto, Osieki, 1967, Foto/photo: Eustachy Kossakowski, © Anka Ptaszkowska. Courtesy Centre for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 Art of Tadeusz Kantor Cricoteka, Krakow July 10 没有学科的教师 序克莱儿·巴奈曾经问过德勒兹：你从来没停止过从电影中吸取灵感，你写关于电影的概念，创作关于电影的哲学，你爱好艺术，几乎每个星期你都必须去看一个展览，你一直在读，文学与诗歌，经典与当代，然而，你却从来未承认过自己有文化，不说你自己是一个“有文化的人”；相反，你谈你自己“没有文化”，甚至“厌恶文化”。这里是否有个矛盾？我们感觉你与你的生活中，文化占有你十分多的时间，而你甚至“努力”的去在文化中创作你的概念，你有在“参与”文化，但却有说自己“没有文化”，“厌恶文化”……
德勒兹笑说：我不是个有文化的人很简单，第一是我知道什么是“有文化的人”，他们可以高谈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，扩论某种地质地貌的成型过程，他们有十分高的语言学造诣，他们总有话要说，不停的说，不停的到处旅行，这些“有文化的人”像本活字典或者活百科全书。我说我没有文化，是因为在这点上我在学习中没有任何“保留”，“层积”，“收藏”；我学习，是为了弄明白这个或那个问题，解决这个或那个思考，创造这个或那个概念；我从来不记得，也不去记得我写过什么字，说过什么话，出过什么书；我看电影，读书看展，是十分简单的去“相遇”，为了一个“相遇”，你必须准备很久，让自己“孤独”，让自己“没有层积”。我厌恶文化，是因为文化是如此的联系于“言语--话语”，他们不停的说，不停的说，除了肮脏的施放自己的魅力，没有其他目的，我们啥也没学到，他们啥也没创造。
一年前读到这一段时，我第一次感觉到所谓的“有文化的耻辱”，这种“耻辱”并不是因为读的书多或少，脑袋里存了多少个艺术家或者多少个博物馆，能否准确无误的引用文学史哲学史，或者通晓几种语言几门乐器…而是一种“成为文化人”的野心，一种“占有某段历史”，“占有某个艺术家”，“占有某段运潮流派”，“占有解释某种思想-概念”的“权力”。去成为17世纪荷兰史学家，去成为库尔拜研究专家、德加斯研究专家，去成为凡尔赛专家、成为包豪斯专家，去成为超现实研究专家，成为安德列·伯赫冬专家，成为海德格尔专家，贝格尔森专家，萨特专家……占有，占有，成为资本，不停的说，不停的说…那时候的我，欲望是成为出色的当代艺术评论家。
那个欲望是社会的产物，而07-08年是我人格分裂的一年，我可以口无遮拦的喊着德勒兹与瓜塔里，心里却依然信奉着：要反资本主义，自己本身就应该成为资本。国家都是区域性的，只有市场是世界性的，成为当代艺术评论家，无疑先要成为制造事件的记者，自己本身先成为事件，成为“有文化的人”，成为“有魅力的人”。要有“点子”，出“主意”，广告学传媒学上的“创意”，交流，世界性的交流，信息明确，目的统一……
说自己是德学研究专家的人是有趣的，“真正”的德学大师都是小孩，精神分裂者，酒鬼，吸毒者，结巴者，被狼抚养长大的人，游牧民族，无法被觉察到的人…其他“阅德无数的”，都是德勒兹的“朋友”——觊觎德学的人…
而直到今天，我依然是个“写字讨巧的人”，我依然背负着许多“耻辱”，难以吞咽的耻辱。然而，这个决定却让我自豪，2009年下半年，我没有选择继续在艺术中修读下去，我的研究生阶段，我选择了一个“不合时宜”的科目：《跨文化教育》。
这个欲望是我自身的产物，接下来的两年将是读书与写字的两年。跨文化教育，并不是我自己“成为教师”，而是我自己“创造教师”，并不是我“创造一个跨文化的教师”，而是“创造一个没有科目的教师”。
“他不合适宜，让人生厌，他既不是地质学家，又不是生物学家，也不是语言学家，人类学家，或者精神分析师；很长一段时间他遗忘了他的专业。事实上，他有多重身份，两次折合，这并不能让事情变简单，我们无法知道站在我们面前的他是哪一个（身份）。他试图创造出一个学科，然后把这个学科多次命名：块茎算法，精神分裂分析法，游牧学，迷你政治学，扑拓学，“多”的科学，但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学科的目的，同样不知道学习的方法，不知道这门学科存在的理由。这里并不是教多门科目的教师，同样不是跨学科教育的教师，而是没有学科的教师…”
事情，都是“后来”才知道的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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